1955年秋季，为了表彰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做出重要贡献的将领们，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主要依据，除了1952年的定级之外，资历、职务和战功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

正式授衔之前，有一个预授衔的过程。当时就明确规定，已经不在军中任职的，原则上不参加这次大授衔。一些在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却在新中国成立后离开部队的将领，因此遗憾地和军衔失之交臂。比如东北抗联的旗帜人物周保中，他担任过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是和杨靖宇、赵尚志齐名的人物，为东北抗联的发展壮大做出过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

不论资历、职务还是贡献，周保中如果参加55年大授衔的话，上将是板上钉钉的。但1950年的时候，他离开部队转到地方工作，1954年又因身体原因离职休养。一年后大授衔开始，周保中由于已经不在军中任职，因此未能参加大授衔，只参加了授勋仪式，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

和周保中经历相似的还有程子华。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25军的军长和红15军团的政委；八路军时期，他担任过冀中军区政委和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和四野第13兵团司令，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衡宝战役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

如果参加55年大授衔的话，程子华至少是上将起步，大将也有可能。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就转到了地方工作，先是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后又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大授衔的时候，由于已经不在军中任职，因此程子华也没有获得军衔，被授予了三枚一级勋章。

同样由于离开部队而未能参加大授衔的还有琼崖纵队的旗帜人物冯白驹以及闽西三杰张鼎丞、邓子恢和谭震林等人。但凡事总有例外，比如阎红彦，1951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部队，担任四川省委副书记，也没有参加1952年的定级。大授衔开始前，他的职务是四川省副省长。

按照大授衔时的规定，阎红彦已经离开部队多年，原则是不参加这次授衔的。但毛主席最终拍板，授予了阎红彦上将军衔，并表示谁有意见也没用。这是为何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就是阎红彦的资历很深。1927年10月，年仅18岁的阎红彦参加了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这次起义在陕北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起义失利后，阎红彦奉命来到吕梁山区拉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拉起了一支数十人的游击队，率部在老鸦掌战斗、平桥战斗和玉家湾战斗中连战连捷，成为当地的传奇式英雄，也在这一带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2年春季，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阎红彦是第一支队支队长，由此成为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红军时期，阎红彦的最高职务是红30军的军长。这一时期，贺晋年的最高职务是师长。陕北籍红军将领当中，除了谢子长和刘志丹之外，阎红彦红军时期的职务是最高的。

第二个原因是山头平衡因素。毛主席曾说过：“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

由此可见，山头是客观存在的，大授衔的时候，就考虑了一定的山头平衡因素。陕北红军在历史上有重要作用，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最后的落脚点，因此大授衔的时候，上将中不能没有陕北籍将领。当时谢子长和刘志丹已经牺牲，贺晋年虽然还在军中任职，但受到了高岗的影响，无缘上将。陕北红军作为一个重要的山头，上将当中不能没有代表，毛主席想到了阎红彦。

他是陕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资历够深，代表性也强。而且职务也符合上将的标准，红军时期当过军长，八路军时期担任过警备第一旅政委，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做出过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阎红彦担任过中野三纵副司令和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妥妥的副兵团级，授上将没有任何问题。最终阎红彦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并获得了三枚一级勋章。